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想自己去做，要替元老院审议问题，替官吏们执行职务，替法官们判决案件。

具体言之：宪法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设定比较的目的和功能，着眼于具体宪政问题的解决。[20] 参见：秦前红、叶海波：《宪法修改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载于《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后，造成宪法权利主体制度的安排没有一个最大公约数。[9]在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盛行的时代，法律保留的要义体现为基本权利的限制保留，即将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授予国会，并使行政权臣服于国会立法的控制臣服于国会的控制，其意图是将对公民基本权利必不得已的限制交给人民的代表来进行，杜绝行政权对公民自由与财产的恣意干涉。这种宪法的 基础是人们对自由、平等的渴求和对乱政束缚、歧视的权力以及对执政者不信任的心里。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表决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这种权力。因此，仅仅从表层去审视法律保留所蕴涵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立法机关的活动更值得期待等含义，而忽略此种单兵突进是否会背离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无疑会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认为国家权力一定要掌握在人民手中，并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来防止公权力的异化。依革命民主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根基在于它作为一个斗争工具，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并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它具有以下特点： (1)协调和解已经在各地法院得到广泛实践，并具有了一定的工作模式。

据镇江中院的数据反映，在271件撤诉案件中，由原告提出协调要求的为48件，由被告提出协调的56件，由第三人提出协调要求的为44件，由法院提出协调的为123件，占45. 4%。{8}林莉红: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兼评诉讼调解，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5期。如福建高院提出，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人大、政府对行政案件协调的支持和参与，对于涉及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等群体性案件和政治敏感性强的重大疑难案件，主动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制定出最佳的协调方案，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并尽可能由其出面做好协调工作，协调好这类案件。各地法院都认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应当坚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16}白雅丽: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三是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可以说，在协调和解中，人民法院的职能最为繁杂。这一点，也可以从大法官的讲话中得以印证。{21}杨润时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和解 协调和解 。

四是第三人无异议{13}(P·119页以下)。甚至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2)协调和解的过程并不遵循诉讼程序的规律。还有学者提出，对行政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原则不能一概而论。

某些行政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成都中院反映，适用协调和解的行政诉讼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行政不作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裁决和行政补偿六个方面，其中适用最多的为行政处罚。

而行政诉讼和解，强调自愿性，启动者为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只不过使和解更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和解制度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可以参照施行。

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作为配套制度，还可以通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以及司法与行政的沟通协调平台来为协调和解提供保障。而民事诉讼调解有着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法律依据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撤诉规定》的内容显示，行政诉讼和解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之下，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且人民法院可以主动建议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要对和解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样反映出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2)三者均可以贯穿于诉讼程序的整个过程。[8]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的规定。

肖扬指出，要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协调机制，抓紧制定有关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问题的司法解释，为妥善处理行政争议提供有效依据。如山东高院提出，在协调过程中，要监督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18}章剑生: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11}章剑生:寻求行政诉讼和解在法律规范上的可能性———法律解释方法之视角，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福建高院反映，福建省法院在1990年至2008年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最低年份为25. 12%，最高年份达到40. 72%。这样做，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这并不是民事诉讼上的调解。

有学者认为，在概念选择上，调解更适于本土化。作为需要党政力量参与的协调和解机制，已非诉讼规则所能约束，因此，适合作为人民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工作方式，而不宜作为《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诉讼制度。事实上，凡是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事物，无不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合理的强制是有益的，能够实现社会效益和主体利益的双赢{22}(P·100以下)。{9}杨寅:评全国首部协调和解行政案件的司法意见，载《法治论丛》2007年第7期。

二是认为调解和和解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调解的法院审查强度大，而和解是当事人自主行为，以及协调强调的是法院的联络活动，而调解重点在于落实当事人意愿。[2]沈福俊: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1]有关诉讼调解的发展历程及当前的法律规范，参见沈志先主编:《诉讼调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以下和第39页以下。持此类观点的还有东南大学法学院周佑勇教授，见‘行政诉讼协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http: //www. hicourt. gov. cn/homepage/show4_content. asp? id=17018，访问日期: 2011-01-08。

{14}吴大英、任允正、李林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只要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时，明确引入调解制度，调解的优越性自然会体现在行政诉讼之中。

梳理学术界有关行政诉讼调解、和解、协调和解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几类观点：(一)行政诉讼调解、和解、协调和解实质就是调解在这类观点中，不同的学者还有不同的认识{4}。{2}周长新:全国人大法工委等连日召开座谈会听取对行政诉讼法草案的意见，载《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9日。{22}赵旭东:理性看待法院调解的强制性因素，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如广东高院提出，要延伸范围，标本兼治。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和解主要是行政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活动，不涉及法院审判人员，其不同于行政诉讼调解{7}(P·490)。(二)诉讼法意义上的和解是当事人自主行为，难以反映法院的职能作用章剑生教授为行政诉讼和解寻求法律依据时，以《民事诉讼法》为依据分析了调解和和解的区别，章教授认为，民事诉讼建立了民事诉讼调解和民事诉讼和解两种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机制。

(2)三者开展的方式不同。(7)协调和解案件占结案总数的比例不低，说明通过法院协调，促成当事人和解已经成为法院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方式，协调和解在完善行政争议解决方式多元化建构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行政诉讼中调解处理纠纷与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进行协调，做协调工作，意义并不相同，重点更是相异{8}。